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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帮忙的妇女都和她合影,不知道是谁的傻瓜相机,我帮着照相的时候,看见她站在雪及膝厚的菜地里,裸露着肩膀和脖子胳膊,瑟瑟发抖,脸上的妆好像都冻住了,脸颊上的胭脂遮不住发黄的脸色。母亲说,她先前是嫁给一个在石河子市开商店离过婚的中年男人,那个人在城里有房子,当时嫁给城里人还是让团场人很羡慕的,可是一个多月就离婚了,过不下去,母亲说。很快,母亲做媒,把她介绍给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小学同学,就在连队里种棉花,母亲说,那是个实心眼的老实小伙子,对人也好,她同意了。 离开二连学校这么多年,真正上学出来的只有当年学习最好的四个人,听说一个去了上海的银行,一个去了厦门的大学教书,还有一个在海南的航空基地,我在北京。可是,我们再也没有了任何的联系,好像从来都没有认识过。倒是那个最漂亮的女生联系过我。有一天早晨7点,我坐在北京的公交车上,她打来电话,想借5000块钱修一个大门。天气越来越暖和,少有上小学时那么冷的冬天,害虫冻不死,今年的棉花的收成不好。在连队里,大门多是木板的,门口堆着夏天收的麦草,初冬割的棉秆和玉米秆。大门是一个家的脸面。5000块钱,她大概是要修一个大铁门,过了这么多年,她还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。 梦与现实写出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的作家刘亮程是新疆人,他的家乡沙湾黄沙梁,离我的家乡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。我离开家乡,每次有人问,你的家乡什么样?我就说,和黄沙梁差不多。直到有一次真的见到刘亮程,我们在高速公路边吃着沙湾的大盘鸡,说起在外面,我的眼泪掉下来,觉得自己真是没出息,工作了也没钱在北京买房,顶多每年寄点钱回家,父母种地辛苦了一辈子也享不了福。刘亮程叹了口气说,改变命运,哪是那么容易的事,那需要几代人的努力,团场的娃娃,能上学出去就不错了。这句话,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说的一样。 合并学校之后,二连学校空了很长时间,有一段时间,它是拾棉工的住处,后来,它又成了一个很大的羊圈,即使屋顶不好了,它的墙也比一般职工家里的墙厚实得多。想起来,它的确是太老了,我们上课的时候,有时候屋顶就在掉土,一节课下来,擦好的桌子上就有一层细土。母亲说,再过一段时间,怕是要拆了,宅基地越来越紧张。许多年过去了,我还总梦到它,在梦里,还是在上学的路上,去生炉子,冬夜的雪银光闪闪,上学路上的榆树林寂静无声,树枝上挂满了冰挂,雪在树枝上闪烁着,学校的土房子上也全部覆盖着发光的雪花,它真像是浮在天上。又或者是夏天的早晨,校园里的白杨树苗哗哗哗哗轻轻地响着,阳光投进教室,倾斜的透着尘埃的阳光照在那些老旧斑驳的桌椅上,夏日清晨,澄亮的阳光洒满校园,空无一人,空气中还飘散着老师种的藏红花的气味,远处的棉田在氤氲的热气中模糊着。 沙漏式村小位于三个村子中间的小学,承载着庄稼汉对孩子走出农门的厚望。南都记者陈显玲摄记者 陈显玲 沙漏一样的学校,难以承载家长拓宽通往外界出口的焦灼,因为孩子“落在土里”,将无从逃避另一场剧烈的竞争———婚嫁。 回到家乡,就像一脚踏进被遗忘的时光。20余年未曾生长的村庄、道路,斑驳的标语……只有在小学母校,那停放的公交式校车,才似乎让人窥见与外界同步的线索。 老班主任的话打碎这个希望:校车是去年“校车热”时县里给配的,因为找不着司机,开回来就再没启动过。 这是我熟悉的家乡,节奏如被拨慢的钟表,过早衰老的同学,安乐而无奈地停在忙一秋闲三季的状态;这也是我陌生的家乡,防护林被砍伐殆尽,中心校学生零落,女孩的聘礼动辄20万,那是10亩农田20年的收入…… “落到土里” 西北风越过一马平川的松嫩平原呼啸而至,东北冬日的冷触手可及,孤独静立在落日余晖中的小学校园翻新了两排平房,还更改了名字。随着数年前七家子乡改为新源镇,小学门口也刻出“新源镇中心校”字样,在一地的小食品塑料包装袋簇拥下,斑驳失色。 小学周围,蔓延着望不到边的苞米地,灰白色的苞米茬子成垄列队,它们的主人都曾在这个院子里朗声诵读。现在,干活间隙一抬头,就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操场玩耍。父一辈,子一辈,周而复始,位于三个村子中间地带的小学,承载着上千庄稼汉对孩子走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厚望,数年来成真者寥寥无几。 再次回到小学,当年熟悉的10多位老师,只剩下4人。两人成为了校长,幼儿班的老师成为幼儿园园长,老班主任邢淑新成为了学校的德育辅导员。 邢老师对16年前教过的首届学生印象深刻,那是历年来上大学人数最多的,我们班有5个。 邢老师之后又把3届学生从4年级教到毕业,“这100多个孩子中,只有1个考上了一本重点大学,大部分都落到土里”。 “不好好读书,就得落到土里干庄稼活”是家长教育孩子的口号,如果是女孩,还得加上一句“背着孩子一辈子围着锅台转”。四季分明运转的日子里,庄稼人子女的一辈子也一眼望得到头,能够改变命运的渠道只有读书、打工,但打工终究也要回到这里。 我和4个小学女同学曾在一棵大树下结拜,在懵懂的年纪开始挣脱与农活的联系。1999年初中毕业后,四人进入了高中校园,我和颖读书,微和娟靠亲属关系进入学校食堂做饭,一年后,不念书的春从老家打来电话,说了自己结婚的消息,“一辈子也就那样了”,我们都心有戚戚。 两年后,娟从食堂辞职,带着刚经人介绍订婚的男朋友来送我和颖上大学。十年后,她依然很瘦,笑说不懂上网,在农村待久就傻掉了,自己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村妇女,“上辈人过着啥样的日子,我就过着啥样的日子”。娟嫁到距离我们铁东村约10里地的村子,出嫁时,就知道夫家很穷。他们不停承包土地种苞米,但是十年后家里还有没还完的“饥荒”(欠债)。 种地风险 家乡扶余县新源镇隶属吉林省松原市,位于松嫩平原东北部边缘,松花江干流南岸,全县以肥沃的河间台地为主,坡度小于5度的大片平整黑土地,在风调雨顺的年月养活了世代庄稼人。 年青一代不再把黑土地当宝贝,也不愿在家靠天吃饭,土地在村人间的流转逐渐活跃,价格也是逐年看涨。娟家承包10亩地签的五年合同,一年5000多元地租,如今已经涨到了9000元,种地和租地的收入已经渐趋持平,越来越多的地被放出来吃租。 种地曾经无波无澜,近几年因气候异常、种子化肥真假难辨成了一场“赌局”。娟娘家这两年都遭遇“风险”:前年买到假化肥减产一半,去年一场大风成灾,刚结棒的苞米大片倒伏,比风调雨顺年收入减少1.5万元。 镇所辖农田赖以防风的纵横成趟的树林,除了公路边可见的几排,其余都在十余年间被砍伐殆尽,其中包括我和娟结拜的那一棵。 自去年入冬以来,家乡一场雪也没下,雨也有半年没下。聚在一起打麻将的乡亲一边骂村干部谋私砍掉了防护林,一边打听着谁家有包地的意愿。娟说起当年的同学,笑称和自己一样“家里蹲”,秋天扒半个月苞米累得筋骨酸疼,进入漫长的冬天,就只能靠打麻将打发时光。 百般无聊之余,她默默回忆起在星月明亮的晚上,聊我们各自心仪的男孩,可惜她看中的眉目清秀的凯,娶了自己亲姨家的表妹,在村人的观望和议论中,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孩,在村人舒一口气时,又听说了他们打算再生的消息。 儿时相识的旧同学,在相邻村子却大多已经断了消息:明离婚了,心灰意懒的他在村头的理发店久不开门了;亮31岁还没有娶到媳妇,村人猜他总在家里待得抑郁了…… “大家都走在不同的道路上,可是落在农村就是走了同一条路”,笑着的娟话里带着感伤,她把希望寄托在10岁的儿子身上,不惜成本要让他“脱离农村,改变命运”。 流失 72岁的老教师巩长发回忆,新源镇中心校(原七家子中心校)始建于1975年,学校位于新源镇达子营屯,招收铁东村所辖的七家子屯、深井屯和达子营屯的学生,另外在距离较远的深井屯设教学点,两个老师教一二两个年级,那时全校有9间平房教室,近300名学生。 几经翻修,如今校园有两排20多间砖瓦铁门平房,近10年新建了电教室、卫生室、微机室、实验室、语音室,学校聘请了一个受过计算机培训的青年教师,给学生每周上一节微机课。 “变化这么大,但和城镇小学还是没法比,学生的电脑数量不够,型号也是最老式的586”,邢淑新老师感慨,学校留不住农村的适龄入学儿童,抑制不了年轻家长送孩子到城镇读书的热情。 近五年来,新源镇的小学生像水流一样,形成固定的流动方向,中心校学生向附近教育设施好的中心镇三岔河流动,下面村级小学的学生向中心校流动,三岔河镇小学学生人满为患,一个班级70多人。 全国小学的撤点并校风也刮到家乡,两所小学被撤并,娟所在的周边三个村子小学归为一所,而撤并到中心校的宗家小学则是撤并前“自然黄的”———算上幼儿园学生不过30人,学校一征询意见,本来犹豫的家长纷纷转走了学生。 中心校的学生较前几年减少了一半多,去年166人,5年级只有14人,同样的操场,即使下课也显得空旷。而投入和设备不如中心校的各村小学则颓势各异,有的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学生,有的缺少一个年级。在邢老师看来,除了向城镇流动,学生减少原因之一是独生子女增多,适龄学童减少,此外很多外出打工的家长带走了孩子,或者送到三岔河长托。中心校并没有住宿的场所。记忆中搭伴结伙走路回家的场景不再出现,如今在中心校上学的学生,最远离家十几里。放学时,校门口挤满各种车辆,有家长的自行车、摩托车,也有私人运营的微型面包,核载7人的车,塞进十六七个孩子是最平常的,家长似乎也很少担心安全问题。 除了中心校所在的达子营屯,最近的2里路远的七家子屯,多数家长也每月花上60元,让孩子坐车上学。和校园门口拥挤的车辆相比,校内停放的校车崭新得炫目,“去年县里给中心校配的,可惜一直没启用”,中心校老师介绍,上级要求司机有开大车的A 1票,但持A 1票在外打工每月能挣五六千元,但县教育局给定的工资为千余元,一直找不到司机开车。 “听说县教育局最近帮找到了司机,希望今年能启用”,但更多的问题困扰着学校,学生分散的村子不走一趟线,收钱多了家长不愿意,收钱少了学校也赔不起。 流失的除了学生,还有老师。新源镇8个学校,共有92名老师,而且青黄不接,分布不均。其中47岁以上的,就有53人,他们在十年内将全部退休。中心校有26名老师,下面村小有的不足10人。几年前镇里分来36名中师毕业的新教师,可现在留下的只有16人。 即使在中心校,现在仍有代课老师。我一个小学同学的姐姐,初中没毕业,代替生病的老教师,担任着一年级班主任。学校老教师感慨着同一个市内工资也有着1000多元的差距,“而转到好学校要花上10万,还得有人”。 我曾熟悉的中心校,仍是村里孩子改变命运的出口,却遭遇着现实的挤压。沙漏一样的学校,难以承载家长拓宽通往外界出口的焦灼,因为孩子“落在土里”,将无从逃避另一场剧烈的竞争———婚嫁。 昂贵聘礼 冬日的农村,悲喜交替,一掠而过的死神突然带走一个个并不衰老却被痼疾折磨的庄稼人,40岁左右的一辈,急着在年富之时为孩子解决亲事。谁家孩子拖过了20岁,没有上学,又没有对象,将成为村人指戳的对象。 现在,村里仍有10多个未解决的小伙子。他们有的小学毕业,有的初中辍学,他们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,正是做B超要男孩在农村盛行之际,上学时女同学寥寥,现在急着搜寻适龄女孩多是失望———即使有这样的女孩,也是出外打工企望嫁个城里人。 村里持续多年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,使得娶亲花费水涨船高。村里聘礼的起价“干钱”早已经突破10万元,即使20万也不算新闻,邻村还传来用大秤称钱的情节,这还不包括三金、家具,有的女孩还要求在城镇买一栋楼。 娟的儿子才10岁,她也开始为此焦灼。儿子在村小读三年级,英语老师教的她都挑得出错,只好把儿子送到三岔河上补习班,一周三次,专学英语和口语,一年下来车费学费要花4000元。 “走不出去,也给他娶不起媳妇”,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押在儿子身上的娟,看着弟弟结婚后自家负债12万元,看着本家二叔借一分五的高利贷给儿子结婚,拼着各种方法也要供出儿子。 娟还不知道,走出狭窄出口的同学,也并没有走在想象的“康庄大道”上。同村的女同学丽丽,在北京一家专科学校毕业后,留在首都一家小公司做会计。这个春节回家过年,临走前两天,姑姑帮她介绍了一个邻村大龄青年,对方答应在城镇买房,她便火速订婚了,聘礼“干钱”十万元。 同村的小学男同学伟,北漂五六年,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。税后工资近万元的他,回到村里过年,却一直不愿意出门,怕被频繁问到找对象、买房子这样的尴尬问题。村里的现实焦灼,何尝不是他们在大城市里遭遇的困境?积雪覆盖:吉林伊通县河源镇“新生小学”荒弃的校园里,一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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